6月13日，在“2015中国互联网+创新大会·河北峰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作了题为“中国经济的下一程”的主旨演讲，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和热点问题进行了解读。以下为演讲实录：

　　实现中高速增长的两个重要条件

　　中国经济的下一程，首先要从“新常态”谈起。我们对新常态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就违背了市场。比如前几年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持续的高速增长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不能够持久。正因如此，所以我们转入中高速增长，这符合当前的中国实际情况。

　　高速增长带来五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资源过度消耗；二是生态恶化；三是部分产业产能过剩；四是普遍低效，五是为了促进高速增长我们错过了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爆发后，包括美国、德国、日本在内西方的发达国家都是尽量地从技术创新找出未来经济发展的道路，而我们忙于高速增长，耽误了时间，所以这是我们要牢记的重要问题。

　　另外，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我们的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一般经济学认为，7%，甚至6%-7%的区间是中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同样是不容易的，而且并非转入中高速增长就真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因为它需要重要的条件：一是结构调整；二是创新。没有创新、没有结构调整，中高速增长也是不可能的。

　　经济下行压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二个问题是当前我们遇到了经济下行的压力。首先要分析下行压力是如何形成的，经济下行压力下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先要把问题弄清楚，然后再想用什么办法找出对策。现在不是增长率本身的问题，而是增长速度放慢的问题。另外也应看到要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代价过大，像近期出现的问题就是前几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大量的重复建设，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再加上在这段时间内很多地方产能过剩，各种因素叠加所产生的后遗症。产能过剩的最大问题一个是造成消耗，二是浪费了资源。前几年我们超高速增长实际上是浪费资源的增长，没效率的增长。

　　第二，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要稳步增长要看基数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今天我们的基数和十年前相比，更不要说和二十年前相比，基数是越来越大的，每增加1%的难度也更大，这样的状况不可持续，它是一个递减的过程。所以说前几年的高速增长实际上也给我们今天的继续增长带来了困难。

　　第三，国际市场的不稳定带来若干问题。这种不稳定给我们的出口、对外贸易造成了一些不利的影响。我们遇到了两个困难：日本在高科技产品方面是我们的对手；东南亚国家在低端产品方面是我们的对手。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生产率虽然比我们低，但是他的工资便宜。所以我们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应该认识到今天的困难和国际经济形势是有关系的。

　　第四，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后，想要扭转局面为何困难重重？结构调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已经形成这么多过度投资，现在要扭转过来不是容易的事情。结构调整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是要带来损失的，但能不能忍受这个损失，能不能坚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坚持下去就会前功尽弃。所以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艰巨性，结构调整绝不是容易的事情。

　　第五，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不能性急的，一个能真正占领市场的技术创新需要经过多年积累的。比如深圳的华为，华为也不是一下子就冒出来的，他现在是收成期了，但华为也意识到不能止步，还要继续创新。

　　今天的主题是“互联网+创新”，互联网意义重大，但是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还在探索，谁都不知道以后互联网会把我们推到什么地方去，这是经济学界也难以预料的问题，但这会是未来的一种趋势。互联网的作用是巨大的，呈现出很多新技术，让结构调整变得更为顺利，但是否能拉动经济的发展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

　　正因如此，我们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时还是要坚持这两点：一是结构调整，结构调整的这一关非过不可；二是技术创新，要走群众创新创业的道路。思路上要坚定，不要再幻想，也不要老调重谈，经济的大起大落对我们没有好处。所以我们还得讲宏观调控，着重放在定向调控，因为定向调控就是结构性的调控，重视微调和预调，这样我们才能适应当前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

　　未来，高投资未必带来高就业

　　第三个问题是观念上的转变，高投资未必带来高就业，这是我们遇到的新问题。过去讲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中出现的，经济增长率高，新出现的工作岗位就多。这个观念在过去是符合情况的，因为中国经济还在比较低的层次上运行。现在情况变了，在产业升级中实现经济增长，来实现高科技的发展。所以对当下来说，就业问题不是靠大量投资就可以解决的。

　　最近我在企业考察，这个企业未来的厂长在工地上向我介绍，他们进行了大量投资，我就问他，你增加多少就业？他的回答很简单，一个都不增加，还得裁员。我问为什么呢？他说现在的投资和过去不一样了，技术创新的投资是完全现代化的。比如用机器人代替劳动力，效率是提高的，但不增加就业，原来年纪大的工人被重新安排，有的就退休了，年纪轻一点的工人要再培训，进来以后首先得是一个技术工人，和以前就不一样了。

　　我再问其他的企业，当前的就业问题怎么解决。他们说不是靠高投资解决，而是把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民间有创业的积极性，让他们创业，创业增加了就业。还有就是把企业很多部门分散开来，一个部门就是一个创新单位，自己有一帮人在里面工作、发展、赚钱。现在很多人的观念都有所改变，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劳动力，现在也不主张你出去打工了。首先是学技术，学技术了以后就有更多的地方需要你。另外出来以后可以创业，甚至他出来学了技术再回家去创业。民间存在着极大的创业的积极性，这就是中国未来解决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有人预料，20年以后不需要写字楼，完全采取职员在自己家里办公。所以我们对就业的观念需要改变，这就意味着解决就业未必靠高投入。当然，尽管技术在改进，但适度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加强人力培训还是需要的。

　　“钱荒”主要是贷款难造成的

　　第四个问题，高利率未必能够抑制通货膨胀，这是新观点。过去传统观念里通货膨胀是由于投资太多、消费太旺等原因导致的需求过大造成的。这种形势下能够用紧缩的办法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70年代初在美国发生了滞胀，一方面是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是失业，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于是当时主流派经济学家都感到不知所措，因为按照传统的凯恩思理论总需求大了就是通货膨胀，总需求小了就有失业，所以通货膨胀和失业是不可能并存的，70年代出现的二者并存就是滞胀。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找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想办法研究为什么有滞胀。当时经济出现了两种垄断力量，一种垄断力量是工会，工会认为他能控制工人的行动，他坚持一点就是工资必须刚性，就是工资只能升不能降，工资降了罢工。但经济上还有一种垄断力量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认为价格是他控制的，所以他有价格的刚性，价格只能上升不能下降，东西销掉也不能下降。两种刚性的同时存在，于是经济生活中就像小孩玩的跳背游戏。经济学家主张去按住小孩，如果两个手把两个小孩全按住了那工资和物价就都跳不起来。这完全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观点，但尼克松居然接受了。他实行了新经济政策，这就是70年代美国著名的工资冻结、物价管制的措施。后来搞不下去，尼克松的政策就破产了。

　　到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接受了供给学派的观点，因为主要的问题在供给，供给有问题才出现这样的结果。通过创新产生更多新产品，集中创新成果带动经济增长，美国从80年代以后经济摆脱了停滞，通货膨胀也解决了。这个经验告诉我们不能短视。今天的通货膨胀，就是投资过多、需求过大造成的，该投资就得投资，银行该放低利率就放低利率，才能适应新经济。“钱荒”怎么来的？我在浙江专门为这个问题走了好几个市考察，它不是货币供应不足，M1、M2的供应都挺多的。“钱荒”主要是贷款难。银行感到民营企业靠不住，如果贷款收不回来问题就大了，所以就找国有大企业来贷款，就找他信得过的国家独资的企业贷款。可是这些国有企业并不需要这么多钱，贷款利率还低，那怎么办呢？转放出去，把钱转放出去。

　　民营企业贷不到钱，就找国有企业分借一部分钱，你钱多利息高那你就承担；另外很多人贷不到就求助于自己人，在浙江就流行一句话“现金为王”，就是企业最重要的就是把现金拿在手里，有了现金就有了一切，资金链不会断，产业链会顺畅，有投资机会就能下手。家家企业都是超正常储备，超正常储备以后结果现金储备量大了，所以M1、M2没变但还是紧张。所以，中国以后如果发生通货膨胀，一定要多方面考虑。

　　市场是可以创造的

　　第五个问题，任何行业都应该懂得市场是可以创造的。“市场是可以创造的”，这是一个新的命题。我在河北沧州考察，沧州的肃宁县专做裘皮，有些人说现在生意不好做，以前裘皮主要卖给俄罗斯，但卢布没购买力了，所以肃宁裘皮即使比欧洲便宜得多俄罗斯人也不买。我给他们几句忠告：一是“让产品更具有个性化”，因为当前的消费和几十年前是不一样的，90年代初甚至90年代末都属于那种排浪式消费，赶时髦的，现在不是了，现在的消费是个性化的；

　　二是“让服务更人性化”，你和顾客打交道，你板着个脸，好像我是对你恩赐一样的，那就错了；三是“把品牌打到国外”，目前中国的品牌还没完全建立起来，品牌是靠多年的产品和质量建立起来的；四是“把消费者留在国内”，如果国内能够买到质量好的马桶盖人们又怎么会出国买呢？把消费者留在国内，这都是可以解决的，自贸区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

　　我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经常给研究生讲一个案例，一个生产木头梳子的工厂，找了四个推销员各带一批样品到指定的和尚庙里推销。第一个推销员一把没卖掉，因为和尚说光头不需要梳子。第二个推销员销售了几十把，他跟和尚们说梳子除了梳头之外还有其他功能，如刮头皮止痒、美容等，所以在和尚庙卖了几十把。第三个推销员卖了几百把，他观察到庙里香客很多，香火很旺，但香客们磕完头后头发有点乱，香灰掉到头发上有点脏，于是他就去找方丈，说你庙里香火旺，香客这么热情，你们庙里面得关心他们，在每个佛堂前面放几把梳子，让他们感觉庙里关心他们，他们来得会更勤快。于是他卖出了几百把。第四个推销员销售了几千把。他直接找方丈和方丈聊天，你庙里出去办事有人事关系要打通吧，攻关得有礼品，木头梳子是最好的礼品，可以在木梳上刻上“佛在心中”、“积善为本”，把它变成了庙里的名片了，这样一来他卖出几千把木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市场可以创造，市场创造以后产品功能发生了变化，用新功能代替旧功能创造市场。我们在市场的问题上难道不应该这样考虑吗？今天我们要打出去一定要让产品增加新功能，一定要让产品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这样我们才能打开、创造新的市场。

　　“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人视角

　　第六，经济人和社会人的问题。以前所有的经济学书里面的谈到的都是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就是说经济人是从最低成本考虑的，是从最大收益考虑的，一定要符合最低成本和最大收益。经济学一定是从经济人假设出发的，但今天的世界正在变化，我们就可以讲经济人假设是不够的，社会人假设渐渐抬头了。社会人假设就是人不完全从经济人角度考虑，也从社会人考虑。

　　比如说有AB两个地方都可以进行投资，在A投资利润高，成本小，在B投资利润没他们那么高，成本却比他们大。所以从经济人出发人都在A投资，偏偏有人从B考虑，愿意在B投资。为什么在B投资呢？有各种理由，第一个理由是B是我的故乡，我已经发展起来了，我有钱了，可故乡还那么穷，我愿意在那里投资办一个工厂，解决下岗问题，这是从故乡的角度出发。还有一个人可能是这么想的：我从小在那里生活过，在那里上学、工作，人多瞧不起我，我没出息，我离开那里创业了，现在有成绩了，我就回来给你们看看我是不是你们眼里那样没有出息，回来办一个大企业，改变你们过去的成见和对我的看法。还有一个人过去在这里生活了一段，做过一些对不起人的事情，今天可能感到内疚了、后悔了，现在自己成功了、创业了，我就在那里办一个厂，到当地赎我过去的错误。

　　人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今天我们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人们的社会人的想法逐步增加，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可能是有限的。

　　重视“第三种调节”——道德的力量

　　第七，发现和利用好第三种调节。我们过去讲的第一种调节是市场调节，市场是一个无形的手在调节，用市场规律调节；后来是政府调节，用政府有形的手来调节，用法律法规、政策来调节。那么有没有第三种调节呢？市场的出现是几千年前的事情，部落之间发生了商品交换，才产生了市场。政府调节更晚，有了国家和政府以后才会产生。但是人类在在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出现前存活和繁衍是靠道德力量在调节。有了市场和政府调节后，道德调节也在发挥作用，常言道“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发生小动乱乡下人往城里跑，投亲靠友认为城里跑比较安全，所以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发生大动乱城里人都往乡下跑，但是大乱的时候市场是失灵的，政府是瘫痪的，但人类还是存活下来了，社会还要继续延续。没有市场不要紧、没有政府也不要紧，还有道德力量调节存在。

　　我们要重视第三种调节。道德力量就是文化调节，文化调节就是每个人都自律，每个人都应该遵守公共规则，这就是文化调节。社区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都促进了人类道德力量的自律，这对我们今后也很有用处。

　　重视资源配置效应，让国有经济增值

　　第八，重视资源配置效应。多年以来，经济学中研究的生产效用就是投入产出之比，投入不变产出增加生产效率提高，假定产出不变投入减少了也是生产效率提高了，所以生产效率是重要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了第二种效率，叫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是假定投入是既定的，把配置方式调解一下效果也有了，用A方式配置产生M效应，用B方式配制产生M+1效应。这个观念出来以后产生了两种效率并存，生产效率着重在微观领域内的企业管理、生产部门管理；资源配置效率着重在宏观方面，宏观方面能够使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我们今后更要重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国有资产外溢，效率有提高吗？能否把它配置得更好？换一个方式来配置，如果它的效率比现在提高的话，那会给国家增加更多国有资产。

　　最后，经济的未来实际上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它的变化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二是急剧变化而且可能是加速度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预料到30年，特别是50年以后的经济是什么样子，还有蓝领和白领的区别吗？货币的用处还有多大？企业的规模会不会变得很小？将来还有人会买汽车吗？很多问题都是我们今天想不到的，想不到的我们也要想，因为这种经济中的重大变化可能最早就是异想天开的，但异想天开的事或许最终会成为事实。所以每个人都在学习的阶段，每个人都在摸索的阶段。（来源：新华网 思客 作者：厉以宁）